《文化绍兴·名人面对面》专访
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创始会长
中新社原副社长
周秉德
对话|嘉宾
馥郁故乡深绵情
记 者：周阿姨，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专访节目。每次您回到绍兴，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您从六十岁开始，就频繁回来绍兴。
周秉德：我现在户口本上籍贯写的都是浙江绍兴，但是非常遗憾我不是在这里出生，也没有在这里成长，一直到1997年我60岁时，才第一次来到绍兴，但从那之后来了得有二、三十次了，今年我已经是第三次来了。我觉得到绍兴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就是绍兴人，绍兴非常美，风景、人、建筑各方面都很美，而且是越来越进步。
记 者：今年是周恩来回乡80周年，三月份时您回来重走了总理的回乡之路，当时都去了哪里？
周秉德：那个时候是抗战时期，国共是合作的，他先到安徽云岭去指导新四军的一些工作，然后就到了浙江。上个月我们主要是看他浙江之行一段，他见了国民党浙江省省长黄绍竑，跟他一起谈了国共合作在浙江如何配合。另外他还到各个地方演讲，发动群众积极抗日。之后他就回绍兴祭祖，在绍兴他先拜见了周家长辈，请长辈上坐，给长辈鞠躬。然后给长辈一些费用，请他办了两桌祭席，请绍兴的一些亲友们一起先去上坟，上坟回来以后有两桌餐。他还在周家族谱里填上了他们三兄弟、还有一个堂弟等人的名字和夫人的名字，相当于进家谱。他以实际行动驳斥了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的荒唐谣言。
图为：“百年南开——恩来绍兴 周恩来与南开”特展揭展仪式上，嘉宾代表和南开校友代表向总理像敬献鲜花
难忘西花厅岁月
记 者：总理一直都很注重家风的传承，您当时是周家从祖辈开始的第一个女孩子。
周秉德：是这样，周家我们这一房，从曾祖父开始好像一直没有女孩降生，全是男孩，所以当我出生时，全家就很高兴。我父亲也挺激动，就考虑给我起名字的事。
图为：周秉德年少时与伯父周总理
记 者：当时这名字是您父亲起的，还是总理给您起的？
周秉德：我是在哈尔滨出生的，父亲当时很高兴，借了别人的相机给我拍了很多照片，他觉得名字要起得慎重，他知道吉林的教育厅长是我伯伯在南开的同学，就找到他请他给我起名字。这个厅长很有文化修养，他给我起名“秉德”，这两个字取自屈原《橘颂》中的一句“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记 者：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和总理在一起生活时的故事吗？
周秉德：我1949年6月来的，当时他是周副主席，他告诉我，你到这儿来，不能有任何特殊。
记 者：他甚至跟兄弟之间也不搞特殊，比如您的父亲的工作安排问题。
周秉德：原来我父亲在天津是做党的外围工作的，后来应该有一个正式工作。伯父就对父亲说，我不能给你安排工作，你先去华北大学读书，几个月后再由组织上给你分配工作，这样我父亲就被分配到了北京钢铁工业局，就是现在冶金部的前身。
图为：周恩来总理
记 者：做什么具体的事务呢？
周秉德：伯父知道我父亲被安排到了钢铁工业局，就找到了钢铁局的领导，跟他们讲我父亲的职务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
记 者：可是您父亲这辈子，为革命事业也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
周秉德：但是伯伯就讲，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是为党的事业、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能够为家里人谋私利，所以给我弟弟的工作要非常一般。我们在总理身边长大是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多、房子小，实在是住不下，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兄弟姐妹4个，加上父母一共就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还分了两间，而且是西晒、不通风，后来等小弟弟出生的时候，满头都是疖子了。
记 者：您读书的时候据说也是坐公交车，骑自行车。
周秉德：那是肯定的，骑自行车还是个奢望，我们都是坐公交车或者走路回去。我还近点，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比较远，得坐公交车，还得倒一次车，平常都是这样。到了寒暑假，被褥要拆洗了，弟弟秉钧就给我七妈写了封信：七妈，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这五个字，好像就是他的一个最充分的理由了。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卫士叔叔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把他们两个人的行李推到了校门口，叫了两辆三轮车，把他们两个孩子和两件行李一起拉回西花厅。回到西花厅，伯母看见他们就说：你们口气还不小，你还要派车来接，你伯伯有汽车，但是给他工作用的，不能给你们孩子用，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家的车呢？
图为：周秉德年少时与伯父周总理
记 者：“七妈”邓颖超一定是对您影响最深的一个人。
周秉德：对，因为伯伯的工作太忙，我们生活上都是七妈在料理。伯伯对我们的思想要求是很严格的，他有空的时候就经常跟我们讲：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随时准备着可能的牺牲，现在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们是新中国的幸存者，我们有很多的战友同志朋友，都牺牲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忘了这些牺牲的烈士，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工作，不但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且要把这些烈士他们希望为新中国建设所做的贡献，也承担起来。
传承总理好家风
记 者：七妈在生活当中对您的指引是很大的，在选择您的理想和事业时，您是怎样选择的？
周秉德：初三的时候，我看到一部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女主角非常用心地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她满头银发的时候，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学生都来看望她。那时是1952年，新中国还在三年恢复建设时期，搞建设要有文化，可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特别落后，有文化的人特别少，那就要从小学开始培养，我就觉得小学老师是非常重要、崇高的职业，当时正好初三毕业，我就积极地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这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考之前我跟伯母说，伯母就说这个好，咱们新中国的建设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人才要从小学培养。
记 者：伯母积极地鼓励您，当时伯父听到您这个选择，他是怎么想的？
周秉德：伯母就说，你看恩来我都说了半天了，你怎么不讲话？伯伯说，我要再一讲的话，她自己就好像没有退路了一样，让她自己拿主意，看她自己主意坚定不坚定，所以伯父就没有表态，我还是坚定地进了北京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三年，毕业时很多同学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我其实在初中的时候条件就很好，学习成绩也不错，我们很多同学都可以去，当时都是愿意留苏的，但我没报考，还在作文里面写着：我们经过国家三年的培养，已经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应该尽快地投入到教师队伍中，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不因为缺少老师而失学，让更多的失学儿童有机会读书。
图为：邓颖超与周恩来总理
记 者：这是非常崇高的理想，我们深深地敬佩您，当时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是您却选择下基层，传承周家的家风。
周秉德：我写工作分配志愿时，就是要当农村教师，很多同学都分配在了城市里，我就到了农村。
记 者：去了多久？给我们讲讲这段难忘的故事吧。
周秉德：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艰苦的思想准备，我是要在农村认真做老师的，到了农村我觉得一切都还是可以适应的，而且还觉得很满意，比我自己想象得要好多了。但是三个多月后，社会上要开展政治活动，把我调到了区委机关。伯伯对我们的要求中有两句话是一直受用的，就是不能够占他的便宜，不能因为他的关系而使我们职位得到提升或者工作得到改善。伯伯知道我到了机关，就说你在农村小学当老师，怎么会调到机关来？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我说区委机关要搞运动，要党员，所以我就来了，我得服从分配。
伯父嘱咐我，运动结束还要回到农村基层学校。但是那个时代都是要服从组织分配的，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到农村小学，一直在区委机关内部调动。这是1955年的事，后来在1965年，由于我先生是军人，我跟着他到了外地，在西安工作了5年，然后到贵州的山沟沟里又工作了4年，山沟沟里的条件确实是很艰苦的。后来我先生因为部队工作需要调回北京，我也跟他回到了北京，见到了伯伯。伯伯说你在外地都工作了9年了，怎么现在又回到北京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这句话伯伯讲了两次，1955年一次，1974年一次，都是怕我因为他的关系而改善了工作条件。所以我们不可以在他的庇荫之下改善环境、条件，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前途。
记 者：周阿姨，感谢您带我们重温这段难忘的回忆，我们下期节目一起来聊聊您牵头在做的大鸾翔宇慈善基金公益项目吧。
周秉德：谢谢你，主持人。
图为：周秉德年少时与伯父周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