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周总理生平系列故事：面壁十年图破壁——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故事
第二集：为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又回到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时，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的摧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党的组织屡被破坏。怎样才能使党的组织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保留下革命的种子，并使它重新发芽?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恢复党的组织、保护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重担。
为了防止遭到敌人的破坏，地处上海闹市区的云南路477号楼上，挂着"福兴字庄"的店铺招牌，这里实际是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机关，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办公。离这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周恩来多次在这里会见各省委的领导人。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是中央领导人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威海路的达生诊所，也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人曾多次在这里碰头议事。中共中央各机关的工作人员约有二百多人。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周恩来规定，各机关间禁止往来，组织上只保持单线联系。中央机关还设立了直属党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妇女书记的邓颖超兼任。由于周恩来采取了以上措施，中共中央机关和在上海的所有党组织，渐渐地稳定下来，在周围一片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又能够正常工作了。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不仅直接领导着上海的中央机关恢复了正常工作，而且还十分关心全国党组织的恢复。当时，由于各地党组织都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分散到各处，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周恩来为了保存和聚拢这些被打散的革命力量，花费了很多心血。
周恩来每天清晨或深夜都要到那里去，阅读各地送来的报告，听取汇报，急切地寻找着地方党组织和党员的消息。各地被打散或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大多都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从国外回来的干部，通常也先到上海向中央报到。周恩来为革命力量能够逐渐恢复而欣喜，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亲自和这些同志谈话，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从政治形势、党的任务、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直到具体工作应怎样展开，都谈得十分详细透彻，使同志们感到了温暖，汲取了力量。周恩来还经常叮嘱组织部机关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从各地来的同志，因为"干部是革命之本。没有革命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对同志的热忱使得到上海汇报工作的干部纷纷要求见他，而他也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汇报，对各地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周恩来这种关心爱护干部，对同志热情如火的作风，深深地得到了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活动被迫转入了地下。但很多同志仍怀念过去轰轰烈烈的斗争，而不习惯地下的秘密斗争，这就使党的组织一再遭到敌人的破坏，党员的安全也受到极大威胁。
周恩来对党组织屡遭破坏的情况十分焦虑。为了保护革命力量，使多数同志能够适应新的条件下的斗争，周恩来根据一年多来各地的血的教训，提出了开展秘密斗争要"职业化"和"社会化"的重要原则，并详细地规定了党的机关在白区秘密工作的具体条件：第一，要深入群众，必须找当地有职业的人开展工作。第二，机关人员要少，也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第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要短，会议外要留一部分人。第四，工作要分工，但每个人都要了解全部情况，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五，地下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几个交通线之间互相保密。第六，技术工作人员要减少，接头要保密，减少接头次数。
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周恩来这些关于白区秘密工作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对恢复党的组织，保护党员的安全，开展革命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六大召开一年，各地党组织处境虽然很困难，但工作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全国党员人数已从四万多人增加到七万多人，到1930年又发展到十万人，超过了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党员人数。
周恩来不仅对白区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花费了很大心血，还对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倾注了极大的精力。
当时的红军刚刚创建，力量还很弱小，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处境十分艰难。红军的发展，这时正处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刻，有人产生了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泽东回答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周恩来也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同样的回答。
当时的中央，有些人只热衷于城市工作。幻想通过城市暴动取得全国政权，而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却估计不足。周恩来与这些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红四军内部在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周恩来对红四军的情况十分关心，8月，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了上海。周恩来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并多次和他亲切交谈。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红军是生长于与敌人的肉搏中，红军的精神是和敌人斗争，内部分歧要用政治方向来判别，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不能助长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陈毅代中央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周恩来审定后带回了苏区。临别时，周恩来反复嘱咐：要请毛泽东恢复领导职务，这点必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要召开党的会议，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维护毛泽东、朱德对红四军的领导。
陈毅回到苏区后不久，红四军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肃清了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加强了内部的团结。这就为党在农村环境中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号召各地红军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周恩来在指导红军建设的同时，还从实际出发，在支援红军人力、物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伴随着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各地对干部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当时中共中央规定，凡是从莫斯科回来，从黄埔军校、保定军校毕业的和其他军事干部，全部由周恩来分配工作。从1929年起，周恩来又与聂荣臻等人一起，在上海秘密举办了几期军事训练班。训练班每期一二十人，学习一个月，开设政治形势、党的建设、军事工作等课程。周恩来不仅亲自审定各科教学提纲，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训练班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建设等课程。学员毕业后，大都派往各根据地担任了红军的各级领导职务。
敌人为了消灭红军，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这使苏区很多急需物资，如药品、食盐、布匹、纸张、电讯器材等都非常匮乏。为了帮助苏区解决困难，周恩来千方百计地筹集各种物品，开辟秘密交通渠道。
为了加强苏区和红军的联系，周恩来还领导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发报机装在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福建里9号的一座楼上。电台的第一个密码本，是周恩来亲手编织的。后来，在他的安排下，又在香港建立了第二个秘密电台。1930年1月起，两个电台之间开始通讯。秘密电台的设立，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的联系，这对红军能够及时了解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倾注的心血和花费的精力，对红军的发展壮大，发生了显著的作用。红军战胜了初期的严重困难，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序列，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计十三个军，六万两千余人，近三万支枪，建立了大小十五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扩展到十二个省、几百个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燃烧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