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0日，正值日本一年之中樱花盛开的最美丽的时节。位于东京六本木，被群樱环绕和古典庭园点缀的国际文化会馆迎来了以周秉德女士为首的周恩来总理的后人一行。他们在探访周恩来当年留学日本的足迹之后，应国际交流基金前理事长小仓和夫之邀，出席了在国际文化会馆所举办的盛宴。
宴会期间，小仓将专著《巴黎的周恩来》（中央公论社，1992年，获吉田茂奖）赠送给了周女士一行。
小仓和夫
小仓和夫出生在193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1962年入外务省，历任文化交流部长、经济局长、外务审议官、驻越南和韩国、法国大使。2003年10月至2011年9月，担任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著作有《中国的威信 日本的矜持》（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谈判》（岩波书店，2003年）、《对全球主义的叛逆》（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日本的亚洲外交两千年》（藤原书店，2013年）、《日本的＜世界化＞与世界的＜中国化＞》（藤原书店，2019年）等。
学者型外交官小仓和夫进入外务省10年之后，日中邦交正常化终于得以实现。国之邦交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冷战隔断世界的背景之下，日中建交更是困难重重。
日方从事建交准备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其一正是小仓和夫。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紧紧握手的一幕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当时鲜为人知的小仓等外交官们正是这历史性的一幕的促成者。
2003年，小仓执笔的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外交相关文件资料汇编《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谈判》由岩波书店出版，其间详尽记录了当时的幕后工作和过程。
也正是由于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使得小仓萌生了对周恩来的人生与坚持日中和平友好关系信念的探求之念。
众所周知，1920年到1924年的4年期间，结束日本留学的周恩来远赴巴黎，在勤工俭学的同时走上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在欧洲留学的4年时间是周恩来家国情怀得以凝练的过程。
关于这一段历史，小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逐一探访总理在巴黎学习、工作、生活所留下的每一个足迹，细致了解和分析了周恩来在巴黎所接触的人物和经历的基础之上，小仓和夫撰写了《巴黎的周恩来》一书。
小仓和夫所著的《巴黎的周恩来》（中央公论社）
该书详尽分析和研究了周恩来如何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历程，对于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形成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因此，1992年出版伊始便荣获 “吉田茂奖”。对于世界各国的周恩来研究而言，如此言之有据的研究成果的问世也是难能可贵的。
日本国民对于周恩来总理一直怀有深沉的感谢情怀，读过此书的日本国民对于周恩来的认识将更加深化和真挚。
基于对此国情的把握，1999年至2002年，小仓在担任日本驻法大使期间，和驻法的共同社记者原野城治一起，利用工作之余，再一次对周恩来在巴黎的所到之处进行了新一轮的探访。据悉，《巴黎的周恩来》的中文版也将于今年出版发行。
2003年10月，小仓和夫出任国际交流基金的理事长，他更加关注日中关系的发展。
2012年3月14日至15日，财团法人Japan Echo和笔者当时供职的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亚洲中国研究课题组联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共同举办了一场中日联合研讨会。
该研讨会以 “对深化中日经济文化互惠关系的综合探讨——全球化进展中的互为参照与联动” 为题，共同探讨中日经济文化关系的深化与发展，并提出了具体建言。小仓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其主题发言的内容对于中日如何突破难关、建立互惠关系很有启示。
2012年3月，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未来十年中日经济文化互惠关系”研讨会上的合影，右四为法政大学教授王敏（本文作者），右五为小仓和夫，右六为中国社科院教授汪海波。
首先，他以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为题，认为面对发生巨变的中国，日本需要与时俱进的认识与理解。
日本人习惯 “日中、日美、日韩” 比较的水平式思维，却不善于垂直式的思维。即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基于历史框架中去进行应有的思维方式尚不到位。因此，日本人今后须通过与中国人更多的交往，学习在历史之中看待问题的方法。
因中国屡屡改朝换代，政治制度起伏剧烈，难以维系对于某一特定王朝持续不变的看法。比如，中国人会认为 “清朝腐败，革命必行”。但是在日本，天皇制这一日本的象征延续了1500年之久。从这个角度上说，全面否定过去，对日本人而言并非简单。而在中国需要破旧立新，所以否定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日本的双重性认识，即“连续与变革、变化与连续”混合共进的两个方面。这使得日本的 “历史认识” 变得复杂和模糊。
其次是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的比较。
小仓和夫认为，二战后谁在降书（instrument of surrender）上签字是一个切入点。比较日本与德国就可以发现，德国在降书上签字投降的不是德国政府。因为，联合国不承认当时的德国政府，在降书上签字的是德国军队。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被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完全消亡。在法律上，新生德国与过去的德国是两种状况。因此，由现在的德国出面清算过去，是非常有意义的。
日本在降书上签字的不只是军队，日本政府也签了字。也就是说，同盟国承认日本国政府的存在。日本的国家没有崩溃，这就存在着连续性。即日本政府依然牵扯着过去。
日本在连续和变革的过程之中受到困惑迷茫的困扰，“剪不断，理还乱”。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并没有在1945年8月15日被摧毁而崩溃，仍然延续至今。因此在“天皇的战争责任？”“如何定位参与战争的普通国民？” 等等问题上，始终摆脱不了暧昧。
连续性固然重要，坚持正视历史，严正反省的态度，更为重要。
关于日中关系发展的问题，小仓这样认为：在处理今后的日中关系时，应该把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区分开来。在政治层面，具体说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有必要深刻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中国所遭受的痛苦和损失。
“把军国主义与日本国民区别开来”，这是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的思路。如果忘记 “日本国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这一观点，就会发生民族对立。
正因为中国从大原则上统一了本国的国民认识，日本人才更有必要严肃对待中国所遭受的痛苦和历史。
另外，政治上重要的是，尽量避免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交流本身。从公共外交的角度而言，越是有吵架的理由越是应该进行对话，这是公共外交得以成立的环境。
2012年3月15日小仓和夫与中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原中新社副社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法政大学教授王敏（本文作者）在北京会场坦诚交换意见
在文化层面，尽管不必完全废弃将文化政策作为激发民族精神的手段，但希望谨慎行事。中国的文化不仅是中国人的，它也属于世界。日本的文化也同样。也就是说，文化财产是世界的公共财产。
周恩来总理在留学欧洲时悟出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出路与国际化间的关系，掌握了导向国际主义的真谛，这种智慧很值得我们学习。
人们往往容易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文化交流方面，一味地强调“这是日本文化，要将日本文化推向世界”，仅仅以日本为中心是错误的。应该认识到之所以将日本文化推向世界，那是因为它是世界的公共财产之一。中国文化亦然。如果不正确认识到这个层面，文化政策就会从根本上产生误认。
小仓和夫作为小仓家族的长子出生在日帝侵略扩张的时代，而 “和夫” 的命名显然潜在着正视世态的抗争与希冀。这就是小仓和夫肩负的宿命。伴随他的和平 “知音”还有他办公桌边的韩国古琴和中文图书，那是一片艳阳天，琴瑟相和，和合温馨。
难忘在上述宴会上，他亲手打开绍兴酒的包装，意味深长地说：“在东京还没有找到40年之陈香，只好带来两瓶20年的陈酒，它来自周恩来总理的祖居绍兴。让我们以此纪念日中建交40周年，缅怀和感谢周恩来总理。不过，今天我们只取其中一瓶干杯，另一瓶留给王敏吧。”
周秉德女士接着说：“留着纪念中日建交又一个40年，那时我们再相会，我们再干杯！”
我珍藏着这瓶酒，为未来的相见努力不息。
作者：王敏（旅日学者、本会顾问）
编辑修改：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