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周总理生平系列故事:一轮红日已东升——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
第四集:国共合作在武汉
1937年11月,太原、上海先后陷落。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国民政府的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一部分党政机关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蒋介石先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这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派周恩来立即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候,国共合作的局面虽然已经形成,但是,由于经过十年内战,这次合作与第一次合作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次合作既无共同纲领的约束,也无一定组织形式的保障。蒋介石虽然口头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但内心却没有放弃一党专政的思想。他不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肯让共产党掌握任何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进行艰难的谈判斗争。
12月中旬,周恩来肩负着民族的重托,匆匆踏上了奔赴武汉的征途。一路上,周恩来思绪万千。对蒋介石顽固的反共本性,狡诈的伎俩,周恩来领教得最早,了解得最多,感受也最深。因此,眼前这副担子究竟有多重,周恩来心中最清楚。
12月21日,周恩来到达武汉的第四天会见了蒋介石。谈话中,周恩来向蒋介石具体介绍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建议并就抗战形势、及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很明显,中共代表团是怀着诚意,有准备而来的。这使得内心对谈判毫无准备的蒋介石十分尴尬。他一边听,一边不得不连连点头,称赞说:
“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所想的也不过如此而已。”蒋介石还表示:“外敌不足虑,它愈前进,困难愈多。我国军事上虽然失利,但只要内部团结,胜利是有把握的。”
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中共方面有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有陈立夫、康泽、刘建群、张冲参加。
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次会议开得还算顺利。会议通过由周恩来、刘建群起草两党共同纲领。但是,后来周恩来把他起草好的共同纲领草案拿出后,国民党中央却始终未置可否。两党关系委员会没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为推动蒋介石进一步考虑中共方面的意见,周恩来又多次见蒋介石。由于国民党方面总是拿不出任何方案,因此在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主动出击,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两党合作形式的三种设想,供对方考虑。
周恩来提出:“第一,恢复(民国)十三年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也加入;第二,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第三,维持现状,遇事协商。”
经过再三考虑,权衡利弊后,蒋介石选择了周恩来所提的第三种设想——“遇事协商”,而且不得不做出一点改革的姿态,即采取局部合作的方式,在国民党政府的个别部门,个别组织内遨请共产党人参加工作。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政治部。
蒋介石任命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并由陈诚出面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之一。
在武汉期间,国共两党“遇事协商”实际是蒋介石和周恩来协商。
当时,他们之间协商的最重要问题就是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扩大编制问题。为此,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对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不予理睬,故意拖延,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扩编问题则躲躲闪闪,敷衍搪塞。
1月4日晚上,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专门谈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问题。
周恩来恳切地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战斗,部队编制不适应战争的需要,应该扩大和补充装备,希望蒋先生能够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要求。”
蒋介石却说:“扩编问题现在不能考虑。”为表示他的难处,他补充说:“现在连坏枪都发出去了。
看到周恩来严肃的面孔,一旁坐着的蒋夫人宋美龄忙转圜说:“来了新枪一定发给你们。”
20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详细汇报了这个时期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电报中说:“蒋介石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钱发枪。”
以后,经周恩来反复交涉,蒋介石才勉强答应增加五万元米贴,补充少童衣服,并答应发少量善后费和少量轻机枪,但对扩编问题,蒋介石始终不肯松口。
由于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长期不得解决,6月19日,周恩来同中共中央反复磋商后,写出十条书面意见,并把它呈交给了蒋介石。
意见中对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问题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请明令划定延安等二十三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并请委任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二、请扩编八路军为三军九师,所属游击部队按各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
三、请增编新四军为七个支队;
四、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八路军、新四军以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讯交通等器材。
这些要求合情合理,但蒋介石仍然不肯接受。7月下旬,周恩来和林伯渠又先后会见蒋介石与何应钦,同他们一起讨论八路军的编制问题。
周恩来又向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仍请将八路军编为三军六个师或三师九个旅二十七个团;另一个方案是,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战斗在五台山的聂荣臻,冀热地区宋时轮、邓华,津浦线附近的徐向前、陈再道,河防地区的萧劲光以司令的名义。
但蒋介石借口二百师的编制已满额为由,表示只能给其他名义,不能给师的称号而予以拒绝。
这样,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这年9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会议进行期间,武汉形势出现严重危机。为坚定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周恩来立即返回武汉。
10月4日,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在会谈中当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周恩来说:“武汉失守后,中国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希望蒋先生能抗战到底。”
蒋介石答:“抗战是没有问题的。”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继续说:“要抵抗日本的进攻,国共两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取胜的根本途径。
接着,周恩来就八路军在敌后抗战问题,再次提出需要补充和发展的意见。
这一次,蒋介石点点头表示赞成。
对周恩来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共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问题,蒋介石很注意听。
最后,蒋介石表示,请周恩来把所谈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
8日,周恩来将材料写好后交给蒋介石。
10月中旬,武汉的局势更加紧张了。敌人的炮声几乎可以听到。周恩来又见到蒋介石,蒋介石没有回答中共的意见,只是告诉周恩来武汉作战方针已改为防御,新的注意力在西南、西北,他已准备好退出武汉的宣言。
10月21日,日军侵占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22日,周恩来陪同从华北前线到达武汉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他们在武汉的最后一次谈话。他们讨论了战局和准备撤退的事宜。
到武汉失陷前,周恩来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加强两党的合作关系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两党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武汉时期,仍是国民党抗战最积极的一个时期,也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合作最好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