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周总理生平系列故事：一轮红日已东升——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
第一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天上午，在陕北保安县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的石窑洞里，忽然收到从西安发来的密电：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扣起来了……机要人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立即把电报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原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为实现这一政策所做的努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掀高潮。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蒋介石不仅粗暴拒绝，反而进一步逼迫张、杨率部进攻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爱国热忱，指挥部队逮捕了蒋介石及其手下的几十名军政大员。
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深知事关重大。他们对如何实现“逼蒋抗日”的目的，并无明确的方针和长远的打算，只得紧急发报，遨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口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接到张、杨的密电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与会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为了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会议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作了具体部署，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赴西安解决事变。
12月15日清晨，天空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周恩来一行离开保安，毛泽东等冒着大雪送行。周恩来换去了平时的红军军装，穿上一套东北军军官服，腰间束着皮革武装带，脚上穿着黑皮鞋，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他同前来送行的人们——握手告别，并向毛泽东表示：一定按照您和党中央的指示处理事件，保证完成任务。毛泽东向前跨出坚实的步子，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眼睛里充满了无比的信任和期望。两双有力的手握得很久很久，这是两双伟大的手，团结战斗的手，扭转乾坤的手，改天换地的手。周恩来等走了，毛泽东等还站在原地，他们互相招手，招手周恩来一行二十多人，都骑着从骑兵团挑选来的蒙古马，顶着风雪，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延安进发。第三天，到达七里铺，隐隐约约地传来飞机声，不一会儿，一架飞机在延安城上空盘旋。大约下午两点多钟，周恩来一行赶到飞机场时，张学良派来随机迎接中共代表团的刘鼎(中共地下党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了。飞机一起飞，周恩来立即向刘鼎详细地了解西安事变的经过，当前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的情况，以及西安方面的军事安排等等。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飞机在古城西安西郊机场降落。这时天已黄昏，周恩来等下飞机后，乘汽车进城先到管电台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家稍事休息。周恩来趁休息时剪掉自己的长胡子——我国自古就有蓄须明志的传统;周恩来自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蓄胡须，人们常以“大胡子”、“胡公”相称。
天黑之后，周恩来等乘车赴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张学良等早在门口等候多时，他一看周恩来的长胡子没了，就问：“美髯公，你的胡子呢?”
周恩来用手一比划，说：“刚刚剪掉了。”
张学良不胜惋惜，连说：“太可惜了，长那么长了。”
周恩来笑着说：“做统战工作了，要讲点礼貌。”
参与恭迎的人很惊讶，有人说：“原来周先生与副司令认识呀!”周恩来微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说是老朋友，其实两人只是8个月前才相识。那是1936年4月9日在延安城里的天主教堂里。当时张学良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自兼的总司令的职权，任务是打红军。但他和他统率的东北军，与侵占自己家乡蹂躏屠杀自己亲人的日本侵略者有着深仇大恨，都主张抗日，不愿再打内战。1936年初，张学良曾与中共有过两次秘密接触，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局部停战的协定。为了达成双方的全面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延安与张会谈。
9日晚11时，周恩来与李克农冒险来到延安城内天主教堂的小楼上与张学良会面。双方寒暄一阵后，周恩来和张学良，李克农和王以哲，在里外间分别交谈。前几天还是交战双方的将帅，现在却促膝长谈。
双方开诚相见，周恩来首先问：“张先生，你看国家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很坦率地说，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走法西斯的道路。并讲道，前两年他曾去过意大利、德国，这两个国家都是在法西斯统治下强大的，“因而我主张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能否走得通，我现在开始有了怀疑。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宼赶出中国呢?周先生，你认为如何?”
周恩来直率地对张学良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搞个人独裁，摧残民众，再说德、意是同日本一个鼻孔出气的。中国要抗门，只有实行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全民抗战，要抗日就不能仿效德、意法西斯。
接着，周恩来谨慎地询问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了解如何。张始终称蒋介石是他的上司，说：“据我回国后两年的观察，他可能抗日。”并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
周恩来问道：“如果南京政府决心抗日，为什么还一定要消灭最积极抗日的中共与红军呢?”
“这就是蒋介石的错处，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他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要逼他走抗日的道路。”张坦率地回答。
针对逼蒋抗日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过去是主张反蒋抗日的，不过，我们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回去报告中央。”双方还对红军东征山西、国际形势等许多问题交换了看法。张学良感到周恩来谈问题一针见血;虽在有些问题上批驳了自己，但说得入情入理，衷心佩服。事后他对参加会谈的刘鼎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给我印象很深。”这次近五个小时的融洽会谈，使张学良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影响了他的一生。当然，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坦诚爱国也很敬佩，曾说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正是有这次难忘的会谈，在解决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周恩来刚见面，就以“美髯公”和“老朋友”相称。
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立即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并派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会谈作准备。
在与张学良会谈中，周恩来具体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对张、杨的爱国热忱给予充分肯定。周恩来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而是乘蒋不备，出其不意，采取武装要求的形式，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需极慎重。接着他指出，事变将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被日本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另一个是宣布蒋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将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灭：中国造成便利条件，中国的前途将会更坏。我们要力争前者，避免后者。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透彻、精辟的分析，紧紧地抓住了张学良的心，使他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清楚了，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接着，他们研究了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对付亲日派的军事部署，及如何统一部下的思想等许多重大问题。交谈亲切、融洽，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恩来髙尚的政治品质和卓越才能更加钦佩，使他感到有了依靠。
同张学良交谈后，周恩来又同杨虎城进行了会谈。杨虎城反蒋抗日的态度较坚决，而且认为中共同蒋介石有长达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至立即杀蒋，但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的。当周恩来把他和张学良谈话的内容告诉他后，他一时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接受。他带有顾虑地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恩来对此表示理解，并作了耐心反复的解释，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和舆论都迫使蒋介石转向抗日，蒋只有抗日才有出路，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西北三方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纵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经周恩来的劝导，使杨很钦佩“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对和平解决事变的重大意义有了认识，表示“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
连日来，周恩来忙碌不迭，经常彻夜不眠，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声音有些沙哑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多少事要他亲自出面解决，许多道理要他亲自阐述。
当时张、杨部队思想混乱，官兵杀蒋呼声甚高，并反对共产党插手解决事件。周恩来得知杨虎城部队的一些军官强烈要求杀蒋，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不顾危险，毅然只身来到那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中做工作。有人当他的面大声叫道：“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周恩来高声说：杀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大家立即安静下来。于是周恩来循循善诱地指出：西安事变抓住蒋介石，不同于俄国革命逮捕克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擒住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悲剧;蒋介石虽然被抓住了，但他的实力并未受到损失。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强大压力下，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逼蒋抗日，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周恩来长时间不厌其烦地解说和析理入微的言词，使这些军官们如同拨开重重迷雾见到了晴天，频频点头称是。那个暴躁的军官也口服心服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十年内战，杀了多少共产党!可真是血海深仇呀!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他说着起身“啪”地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这期间，周恩来还广泛地向社会各界宣传中共的主张，做说服工作，并和张学良、杨虎城具体商讨了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谈判的有关问题和办法，开展了争取南京方面的工作。
再说蒋介石被捕后，张、杨同他谈话，他玩弄流氓手段，要么不开口，要么说放他回南京后冉办。当他了解到张、杨捉他尚无加害之意，倒是南京的亲日派企图置他于死地时，态度有所变化。12月20日，宋子文来西安看蒋介石，并进一步探明情况。宋是个亲英美派有抗日倾向的人物，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与他作了一次长谈，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望他能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争取和平解决事变。
宋子文在会晤张、杨并见到了蒋介石之后，于12月21日飞回南京，22日偕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等再来西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蒋提出，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西安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同意了这一点。谈判从12月23日开始，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三方谈判前，中共与西安方面张、杨已达成默契，取得一致意见。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和平解决的督促，不敢横生枝节，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谈判条件，但也不免讨价还价。然而经周恩来的努力争取，又同宋氏兄妹多次交谈，终于达成了协议。
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见到周恩来进来，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下。周恩来看到蒋介石面容衰老憔悴，远非当年他们在黄埔军校共事时耀武扬威的样子，便说道：
“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一双眼睛直看着周恩来，摆起老上级的臭架子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严正地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蒋介石听了，没有吱声。于是周恩来向他说明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及西安方面的意图，指出目前非团结抗日无以图存的严峻形势，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蒋介石听了这些话，连连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遨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这标志着和平谈判的初步胜利。
下一步是三方研究如何放蒋的问题，尤其是需要把谈判情况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和幕僚传达说明，也要向广大群众作一番交待。因为这时还有不少人极力主张，只有蒋介石履行签字手续，才能放他回去，如果不答应或不听我们的话，就干脆把他干掉!张学良很怕闹出大乱子来。12月24日，他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和幕僚开会，说明放蒋的意图，劝说大家不必要求放蒋的先决条件，但并未能说服大家。25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宋子文看信后大吃一惊，连忙恳求张学良尽早放蒋。张学良怕闹出大乱子，遂主张立即放蒋。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张学良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秘密乘车直奔西郊机场，接着在飞机旁用红铅笔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帅，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随即跟着蒋介石登机起飞。杨虎城大为愕然，但已无可奈何，只得沮丧而归。
正在办公室研究工作的周恩来，听到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孙铭久的报告，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已经走了，急忙驱车赶到机场，但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叹息地说：“张汉卿(张学良的字)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没有和大家商量，便匆忙放蒋而且亲自陪蒋介石回南京，给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扣押了张学良，并决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防，企图分化、瓦解、打击这两支部队，同时派大军压境西安。
张学良一走，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形式上为两军统帅，实际上无能为力。两军内部乱哄哄的，主战派和主和派矛盾十分尖锐。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久等为首的少壮派突然下手，杀害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主和派王以哲，并追捕另一主和将领何柱国，幸被杨虎城得知制止。接着又有些青年军官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搞所谓“兵谏”。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大肆进行反动活动，一时白色恐怖笼罩西安，情况相当严重。
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为应付和挽回这种紧张、复杂的局面，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周恩来和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向南京方面发出了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妄图再起内战;周恩来还和两军将领商定组成三方联军，报经中共中央批准，电调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集结，三方联军部署了迎战阵势，作好可战可和的准备。周恩来还帮助杨虎城稳定局势，出谋划策，排除干扰，摆脱困境，使杨深受感动。恩来东奔西走，深入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士兵中，通过开大会、个别谈心，帮助两军内部搞好团结，揭露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并妥善处理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对野蛮闯入中共代表团驻地“兵谏”的青年军官严厉训斥，耐心开导教育，使他们痛哭流涕，纷纷跪下向周恩来认错……
在那混乱的日子里，周恩来沉着镇定，为做好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夜以继日地工作，顾不上吃饭，顾不得睡觉，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
周恩来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经过六十多天的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