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周总理生平系列故事：面壁十年图破壁——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故事
第三集：特殊的战斗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除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外，还指挥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
由于周恩来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而他又是著名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地追捕的重要目标，因此他经常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之中。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长期公开领导革命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都认识他，这使他的活动更加困难和危险。但是，周恩来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以他的冷静和机智，巧妙周旋，从容应付，和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生死较量。
在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时刻警惕着敌人，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处。他的居住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或几天，每换一次住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人只有党内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时至7时和晚上7 时以后，其余时间在住处工作。为了外出安全，周恩来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童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乘坐电车或出入公共场所。外出时，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 都叫他“胡公”。尽管敌人知道周恩来还在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周恩来在巧妙隐蔽的同时，还果敢地指挥着对敌秘密斗争。
当时的上海，分为“租界”和“华界”。“租界”是帝国主义的天下，捕房林立、军警遍地，俨然是一个统治森严的国中之国;在“华界”，到处是国民党的军队、宪兵和特务，他们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国民党特务军警和租界巡捕包探勾结在一起，经常带领一些无耻的叛徒在马路上踱来踱去，到处追捕共产党人，严重威胁着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许多党的领导人和工人领袖，就是在那个时候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和杀害。为了保卫党中央和同志们的安全，打击敌人和叛徒的嚣张气焰，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后不久，就建议中央成立了特科，并担任了特科的主要负责人。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心脏，从敌人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及时把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和行动计划，报告给党的秘密组织，保卫党中央和革命者的安全。
中央特科下设行动科，也叫“红队”或“打狗队”，专门负责惩办叛徒，保卫和营救战友。行动科的骨干，大都是周恩来亲自选派的，他们许多人经历过大革命洗礼，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红队成立后，集中力量，连续惩办了几个公开投敌出卖同志的叛徒，引起了叛徒的极大恐慌，不敢像原来那样猖狂活动了。但是对于隐蔽的叛徒，红队却很难对付。这些人被国民党收买后，继续埋藏在党内，或是打入党的组织，成为革命内部的奸细。为了清除这种隐患，周恩来提出建立反间谍机构。根据这个建议，1928年4月，中央特科设立二科(即情报科)，由陈赓负责，逐渐展开了反间谍工作。情报科成立后，周恩来亲自选派机智勇敢、对党忠诚的同志深入虎穴，打入敌人的机要部门，其中有的人还打进了敌人专门反共的高级要害机关，和特务头目建立了关系，这就使党能直接从敌人手里获取情报，避免了叛徒带来了严重危害。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特科十分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敌人、保护战友的战斗任务。
1929年8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彭湃、杨殷等人，因叛徒白鑫告密，在上海沪西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被敌人逮捕。周恩来在当晚知道消息后，立即连夜召开特科紧急会议，研究营救战友和惩治叛徒的措施。8月28日，敌人将彭湃等人由公安局转解到龙华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周恩来率领特科按计划埋伏在途中，准备截车救战友。但因临时运到的枪支涂满了黄油，需要没有擦拭，结果耽搁了时间，错过截车的时机。两天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被敌人秘密杀害。
烈士的牺牲，引起了周恩来的强烈愤怒。他当即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揭露敌人的屠杀罪行，号召人民学习烈士的高贵品质，以实际行动回答敌人的屠杀。当时，彭湃烈士的老母亲正流落在澳门，周恩来立即派人把老人接到了上海党中央及管理，予以慰藉和照顾，并妥善安置了彭湃的幼子彭洪。安置好烈士遗属后，周恩来亲自制定了惩处叛徒的行动方案，为死难的战友复仇。
周恩来向特科负责人陈赓布置，首先派人查清白鑫的活动规律。陈赓随时即派打狗队员严密监视白鑫素知特科的厉害，出卖彭湃等烈士后，更感处境危险，性命难保，于是恳求柱子批准到南京避风。但周恩来早已料到了这着，决不会让叛徒逍遥地逃脱。为了及早处决叛徒，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的合坊弄堂观察现场，结合连日获得的情报，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给陈赓率打狗队执行。
11月11日，隐藏在国民党特务范争波家里的白鑫准备离开上海逃往南京，但他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周恩来早已了如指掌。傍晚时分，白鑫在范争波特务的簇拥下走出住所，还没来得及上汽车，打狗队员突然出现，只听一声大喝“不许动”!骤然响起一阵枪声，白鑫等人当场毙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二天，几十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置描写了事情的经过，震动了整个上海。党和人民为之拍手称快，敌人为之恐慌，叛徒为之丧胆。为了对付周恩来领导的特科红队，法国租界、公共租界和“华届”，巡捕、特务一下子从五百人骤增至一千七百人，美国情报局还专门派人调查了此事，但敌人始终没能破案。
在镇压白鑫前后，周恩来还领导特科处决了出卖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人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铲除了内奸戴冰石、陈尉年。这些战斗，对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周恩来又领导着中央特科，与敌人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更为惊心动魄。这场战斗的胜利，直接挽救了中共中央。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一个大叛徒。这个人明教顾顺章，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在特科负责具体工作。这年3月，党派顾顺章护送两名干部去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方面军工作。4月24日，顾顺章回来途径武汉，违反党的纪律私自用“化广奇”的一名到新市场公开表演魔术，被敌人发现后逮捕，当天就背叛了党。这个叛徒认为，他知道许多党的重要机密，知道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还知道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共产党员，这些都是他向敌人邀功领赏的资本。凭你这这些资本，顾顺章要求武汉国名党立即将他送往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报告特别机密的情报。
顾顺章的叛变，确实给中共中央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特别是这个叛徒还隐藏在暗处，这就使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有被敌人偷袭的危险。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及时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早在1929年冬，周恩来就安排共产党员钱壮飞打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这时，钱壮飞已深得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的重用，成为他的机要秘书。利用职务之便，钱壮飞暗中获取了徐恩曾破译密电的密码本，用它给党提供过许多重要的情报。顾顺章为了当面向蒋介石邀赏，没有立即把钱壮飞的事情告诉武汉的国民党特务，只是提醒他们先不要给南京特务机关发电 报。但是，武汉的特务们都急着抢功，没有理 睬叛徒的劝告，立即给徐恩曾发去了密电，报 告顾顺章已经“归顺”，正解往南京，三天之 内可以将中共中央全部“肃清”。电报还特别 说到，不能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消息，否 则，一网打尽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将会落空。
4月25日晚上，徐恩曾早已到舞场玩乐去了，在南京中山路5号特务大本营里，只有钱壮飞还在工作。夜里，他接连收到六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上面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感到事情蹊跷，立即
悄悄译出了电文，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叛变， 正勾结敌人秘密向党中央撒下了黑网。他记下 电文，把电报重新封好，立即派人连夜到上海 向中央汇报。
当天夜里，周恩来得到报告后，感到情况十分严重。面对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非常冷静。他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领导特科工作人员同敌人展开了争夺时间的搏斗。周恩来当机立断，一面立即派人向中央各部门发出警报;一面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布置行动方案。为了粉碎敌人破坏中共中央的阴谋，周恩来等人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掉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在周恩来的沉着指挥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在一天之内全部搬了家。4月27日，顾顺章被敌人用军舰送到了南京，他在那里向蒋介石出卖了党的机密，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全部告诉 了新主子。根据他的供词，徐恩曾立刻派大批 特务来到上海，会同租界巡捕房开始了大搜捕。中共中央机关、中共领导人的住处和经常活动的场所，以及周恩来原来的住处，都被捜查了。但是，敌人虽然行动很快，毕竟晚了一步。中共中央机关和各部门早已转移，党的领导人也都无影无踪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叛徒因没能满足主子的心愿，最后也没能逃脱被特务杀掉的可耻下场。
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冷静，机制果敢，经过几昼夜艰苦卓绝的连续战斗，终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胜了凶恶的敌人，及时地扑灭了这场几乎使党中央毁灭的灾难。周恩来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做的贡献得到了党的嘉奖。事情过后，同志们怀着无限的崇敬和感激，衷心赞颂周恩来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伟大革命胆略和非凡组织才能：“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屡次挫败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因此，敌人对他十分害怕，极端仇恨。一时间，敌人在上海出动 了大批军警特务，疯狂地到处捜捕周恩来。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之后，上海的许多报刊，连日刊登悬赏几万银元缉拿周恩来的启事。但是，周恩来凭着他的勇敢和机智，巧妙地隐蔽起来，敌人始终没能找到他的踪迹。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周恩来坚持留在中共中央工作，并领导着中央特科，继续和敌人进行斗争。
敌人搜捕不到周恩来，悬赏缉拿也告落空，于是又耍弄新的伎俩。1932年2月，敌人在上海的几家报纸连续刊登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的启事》，造谣说伍豪(周恩来的化名)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布脱离共产党。敌人的用心十分险恶，一方面想以这种卑劣的方法在政治上打击周恩来，造成革命队伍内部的混乱，从而瓦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企图把谣言当作诱饵，迫使周恩来公开出面辟谣，从而暴露行踪，自投罗网。
敌人再狡猾，也只能枉费心机，阴谋终未得逞。其实，早在1931年底，周恩来就已离开了上海。在敌人刊登造谣启事后的第三天，党 组织通过《申报》广告处发表了一则消息，说明“伍豪”想发一个广告，因手续不合不能刊出，巧妙地告诉人们，“伍豪”要辟谣。1927 年2月27日，以《实报》名义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登出《伍豪启事》 说：“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 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的 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的灭亡!”为了彻底澄清国民党对周恩来的造谣污蔑，在全 国人民面前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党中央又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3月4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公开指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是“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这无异是向国民党脸上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周恩来不仅没有被敌人的谣言伤害，他的英名反而誉满中外，给人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