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精神

少年系列(七)五四狂飚

  导语:"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周总理生平系列故事:为了中华之崛起——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
 
  第七集:五四狂飚
 
  在日本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周恩来有失落,也有收获。恰在此时,传来了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他决定回南开上大学。
 
  海风还是那样柔和,海水还是那样碧蓝。周恩来站在船头,向海的两面望去,那儿有他的祖国。船到大连时,二弟恩寿在码头接他。想不到弟弟已经长大了。周恩来的东西不多,一手提着箱子,一手牵着弟弟,坐车回到沈阳伯父家里。周恩来很想在沈阳多呆些日子,伯父视他如同己出,弟弟也好久未见面了。
 
  但他不能,南开学校在呼唤着他。周恩来4月底回到了南开学校,激动得差点流出泪来。那熟悉的校园,引起他许多美好的回忆。然而,校园不复有往日的宁静。
 
  1919年5月4日,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这场运动是由巴黎和会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曾对德宣战,本来是"战胜国"之一。但在1919年上半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不但不把德国过去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归还中国,反而转交给了日本。并逼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立即遭到全体中国人民最强烈的反对。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提出"收复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火烧当年亲手签订卖国密约"二十一条"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当年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严惩曹、章、陆。反动的北洋政府不但不支持学生的正义之举,反而派出大批军警,残酷镇压、逮捕学生30余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上下群情鼎沸,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开展罢课、罢市、罢工活动,五四运动席卷了全国。
 
  天津紧邻北京,响应十分迅速。5月4日,许多学生不顾保安队的阻挠、威胁,在南开学校操场集会,然后上街游行讲演、散发传单。接着,学生们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等学运组织。
 
  周恩来立即投入了战斗。在那段极不平静的日子里,他天天去南开学校。5月10日,他出席学校的一次晚会,受到学运领袖、回族学友马骏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台,各种机会了解、关注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消息令他十分震惊:南开学校校方将要聘请曹汝霖任校董。曾汝霖不就是被学生烧掉了住宅的卖国贼吗?他当校董,真乃南开之耻!
 
  周恩来去找校长张伯苓。
 
  "恩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张伯苓示意周恩来坐下。
 
  "我是上月底回来的。老师,听说学校要请曹汝霖作校董,果有其事?"周恩来问。
 
  "是啊。"因为师生关系较融洽,张伯苓吐出苦衷:"南开学校办大学部,需要大笔资金,一时无法筹措。如让曹任校董,可拉来大笔捐助。"
 
  "他可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呀!"
 
  张伯苓两手一摊:"学校方面也是出于无奈。"
 
  证实确有其事后,周恩来回到住所,连夜起草了一封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他要联络海外的校友给张伯苓施加压力。
 
  信上说:"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只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倘要接近卖国贼,用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留日南开同学收到这封信,为南开的发展前景深为忧虑,对校长的不智之举表示愤慨。他们不但自己传阅此信,还于5月21日将信节录,抄寄留美南开同学会。
 
  在校内校外同学的一致反对下,张伯苓不得不改变态度。曹汝霖的图谋没有得逞。周恩来回国后参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获得胜利。
 
  6月3日后,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人阶级走到了运动的前列。北洋政府害怕烈火焚身,使出了各种花招。在天津,省教育局在7月初召开各校校长会议,决定提前让各学校放暑假,让学生分散。
 
  这一招十分阴险恶毒。显然,反动当局想釜底抽薪。
 
  这时,曹、章、陆已被免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没有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差不多已经达到。运动进行了两个多月,天气越来越热,大家的情绪慢慢松懈。加上学校要求家长约束学生不参加运动,不少家长来学校接孩子回去。于是,学生们纷纷离校。
 
  这个动向为学运领袖们所关注。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正副会长谌志笃、马骏等人,为了把学运引向深入,决定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简称《会报》。
 
  在确定《会报》的主编人选时,大家几乎没有异议,一致认为周恩来最为理想。他过去主编的《敬业》、《校风》很有生气。他去日本留学,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很新锐。
 
  马骏亲自去请周恩来。周恩来在别的事上可能会有所犹豫,听说要他出任《会报》主编,不假思索,一口应承下来。他拍着马骏的肩膀说:"办《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重爱国教育。"
 
  马骏出门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这事就拜托你了"。周恩来点点头:"我所以回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会报》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肩负着指导学生运动的重大使命,必须在短时间内创办一份高质量的报纸,谈何容易!
 
  办报必须有得力的助手。听说同学潘世纶从外地回到了天津,周恩来连夜找到他家里,问他:"暑假在津有事没有?""没有。"潘世纶说。周恩来很高兴:"那么,你帮我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吧!"潘世纶欣然应允。
 
  《会报》租不起房子.承印这份报的荣业大街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就成了编辑室。因为缺少经费,一切只得从简。学报从搜集新闻到撰稿,从编排、划版到校对,甚至卖报,都由周恩来主持,潘世纶从旁协助。为了保证质量,周恩来亲自撰写社论和主要文章。在辛劳之余,周恩来的生活十分清苦。晚上加班,饿了就买点烤白薯或烧饼吃,从来不下饭馆。当时有电车了,但他和潘世纶坐不起,每天从家步行到办报的地方,半夜后又步行回家。
 
  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成功的喜悦。7月21日,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和读者见面了。
 
  创刊号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起草的社论《革新、革心》。在这篇社论中,他提出"革新"就是改造中国,改造社会;"革心"就是革除人们思想上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影响。
 
  果真不同凡响,许多同学争相传阅,觉得社论写出了大家心中的要求。马骏扬起《会报》对天津学联的骨干说:"看!看!这篇社论真带劲哪!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咧!"
 
  《会报》内容丰富,言论精辟,从创办时起读者就不只限于学生,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家庭妇女等各界人士也争相购买。《会报》起初是三日刊,很快改为一大张对折的日报。发行量也相当大。创刊之时,印数就达2万多份。除在天津销售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南京、保定等地。
 
  天津学联领导人合影
 
  8月初,济南镇守使马良采取屠杀政策,杀害了当地回教救国会的马云亭等3位领导人。马良是个媚日军阀,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北洋政府指定为山东戒严总司令,学生早就对他十分反感了。惨案发生后,群情激愤。8月23日清早,北京和天津的学生代表25人,到北京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前请愿,抗议山东惨案,要求惩办马良。
 
  同一时间,天津各爱国团体的领导人,特别是学生联合会和《会报》编辑室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赴京请愿代表的消息。
 
  从北京来了长途电话,马骏迅速抓起耳机,猛喊:"喂!喂!啊!北京学生会,我是马骏,请说罢,怎么样?……啊,都被捕了!不出所料。好!我们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马骏把京、津学生代表全部被捕的不幸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非常愤慨。
 
  周恩来沉着有力地说:"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起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即出版了号外,向社会呼吁:"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都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营救被捕的代表!"
 
  盛夏的天津,烈日似火,阵阵热浪掠过街巷。
 
  天津沸腾了,群众愤怒声讨卖国政府,纷纷要求参加赴京请愿的斗争。不多久,就有一千多人报名。考虑到交通问题,最后确定去一半人。随即,天津组成了几百人的请愿队伍,由马骏带领,于25日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总统府进发。
 
  新华门前,反动军警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北洋政府拒不接见请愿代表。请愿团在各界群众支持下,不分昼夜地坚持斗争。第三天,北洋政府下了毒手,军警用枪托毒打学生,并且在天安门逮捕了请愿现场指挥马骏。
 
  消息传到天津,再次掀起巨澜。周恩来闻讯后,即和张若名等代表率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营救马骏和全体被捕代表。他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并且动员了几千学生,包围了北京的警察厅。
 
  在广大群众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了两次逮捕的全部代表。
 
  被捕代表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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